其实，结合笔者早前在IMF的工作经历，一个明显的感觉便是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无力与其地位之尴尬
近期关于亚投行一票否决权的炒作，就是佐证。可以说，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一极，不容置疑，不可阻挡。
以一路一带为支撑的亚洲崛起，将形成全球经济版图中，最宽长的经济带，最广泛的区域市场，并产生众多的市场机会。大不可介意别人的说三道四与指手画脚。当下，无论是世行还是亚行，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特别提款权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甚至步入死胡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背离了这一逻辑。据相关部门预测，亚投行最后的创始成员国可能会达到35个以上，这种得道多助的趋势性结果，说明全球现时的主体金融结构和力量（世行、亚行），在不同的地域和环节上，已经不太能够客观反映新经济结构的变化实际，也不太能够充分体现新经济力量的权利意志。此次亚投行发起和设立中，围绕股权结构公平性、运行机制透明性、贷款配置公正性和决策流程高效性等问题，掀起的是补充还是替代？是完善还是颠覆？的争论，遭遇的所谓治理结构最高标准的置疑与纠缠，其实是前述特征的一种集中式、缩影式体现与爆发。
这是其经营功能作用定位不能或缺的内容，也是实现治理结构动态优化的重要路径。因为，对于任何类别多边金融组织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其经营内容是否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才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四是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包括资金流通速度加快等带来的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与中等收入没有直接关系，而与要素升级有密切关系。三是土壤品质的改良和土地肥力的上升。一个单位若引来若干高级人才，会对现有人才的权益格局带来冲击，会遇到无形的阻碍。技术创新主要是寻求技术进步，人力创新主要是实现人的素质的提升，模式创新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组织创新对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有很大的依赖，管理或服务创新则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升等。
之所以近期不断出台有关创业创新的政策，是因为形势所迫。现有世界是由传统要素组成的，已形成了一种较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同时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格局。
而前面已提到的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形成质量效益型新模式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赖于新动力——经济增长供给边 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或者说改革、转型、创新）的形成。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人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其他各种素质的提高。六是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改造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生产要素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0年完成改革方案，经过各国理事批准，但是被美国一票否决，搁置至今。根据张明估算，亚洲国家目前大约有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根据目前股份设计，亚洲成员国将按GDP水平共享亚投行75%－80%的股权，其他20%－25%股权根据经济实力分配给亚洲以外的国家。相比较于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称亚行）中亚洲国家占60%、域外国家占40%的股权结构，亚洲国家在亚投行将享有更大的发言权。
英国、法国和德国，以致卢森堡都在竞相争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林特纳在截稿前未回应《财经》采访要求。
为回应这一缺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10月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设立亚投行的构想。为降低风险和损失，中国需要在有风险的投资上与他国合作。
亚投行虽然被美国政府批评为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挑战，但在国际舆论上却得到了近乎一边倒的支持。以搬迁补偿标准为例，会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将以实效而非标准的高低作为检验标准。多年来被批评过于官僚的世界银行现在也正在针对治理流程进行 基本检验。亚投行的成功接下来面临着如何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如何制定标准、如何提高投融资效率等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将开放、协商和合作的多边理念作为广泛共识，在日常运作中保持亚投行的独立性。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由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计划，正是中国分散风险的尝试。
当年在布雷顿森林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时，凯恩斯一针见血地预示了常驻董事会的弊端。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利希滕斯坦可能是世行历史上最好的律师，除此之外世行参与亚投行的方式主要是安排专家密集地交换意见。
亚投行当时在全球选聘这一职位时，除了提出需要拥有长年法律工作经验和国际组织经验外，还明确提出，能给出的报酬并不高。不过由于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并未加入亚投行，根据GDP水平和出资实力，中国在前期仍会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此外，在决策重大事项时，需要达到绝对多数（多为75%－80……之间）。相比于舆论所关心的亚投行对亚行、世行形成的挑战，实际情况却是亚投行自去年起，积极通过和世界银行、IMF和亚行的交流，迅速吸取经验。
话语权之争 一方面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建立了一个国际多边机构，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视亚投行为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以及其他参与国担忧亚投行将仅仅被用来作为中国战略的工具。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对英国加入的判断一直保持乐观，认为从双边关系综合考虑，英国是最有可能第一个加入的欧洲国家。3月28日公布的一带一路规划表明，资金融通是合作重点之一。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这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充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举动，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益补充，对全球和亚洲各国来说都是互利共赢的。
以亚投行为代表的，是一系列中国提出或参与的金融安排——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路基金，再加上较早时候提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构想，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分析，中国提出的这一系列金融安排，主要目的是用于弥补严重滞后的亚洲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在此层面上寻求区域内国家和外部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并扩大合作空间。中国要慢慢学会当老大。
与前辈的合作 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亚投行这个新生机构的优势之一。这些问题后来都不幸被他言中，一一发生。
根据亚行统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另需近3000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地区每年面临的资金缺口达8000亿美元。美国东西中心资深顾问、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埃伦•弗罗斯特（Ellen Frost）对《财经》记者指出，每个国家都想在董事会拥有自己的席位，是大部分多边组织筹建时面临的最典型问题，可以想象这非常令人头疼。
亚投行可以与商业银行、养老基金等合作，而且融资模式也可以根据其需求多样化。亚投行的成立是对美国多年来要求中国扮演 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测试，但是美国对银行创立过程的反应，却被认为更像中国怀疑的 遏制中国崛起 的典型心态。美国这几年在经营这些组织上可谓‘漫不经心和‘傲慢上述消息人士表示。亚投行自创始至今，通过实践国际透明化标准消除了不少业内人士和国家的疑虑。
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拥有第四大股权，但却不具备等量话语权。尽管地理距离不远，但亚投行希望与这些中国开发机构的前辈相比，奉行一套更适合当今趋势的理念：走共同制定规则、共同出力、共同协商、同时实现风险分担的多边道路。
一系列亚洲地区现实的资源和机制错配之后，反映的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调。成立亚投行难，把亚投行办成一流的有良好治理机制的多边机构更难。
现在，随着域外国家蜂拥而入，500亿美元完全不够分配，可能会直通1000亿美元的目标。国务院参事夏斌对《财经》记者指出。